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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刘雅萱（华南理工大学）
4月7日，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“丰县生育八孩女子”事件相关案件一审宣判被告人董志明虐待、非法拘禁案，被告人时立忠、桑合妞拐卖妇女案和被告人谭爱庆、霍永渠、霍福得拐卖妇女案（4月7日央视新闻 ）。其中，案件对于买方的判决量刑引发了社会舆论，许多网友也由此再度发起了“拐卖人口买卖同罪”的倡议。
“拐卖人口买卖同罪”主要针对拐卖中的买方，正如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罗翔老师提出，对于收买被拐卖妇女、儿童罪的刑罚，实现形式上的买卖同罪同罚，也就是“买卖同罪”。罗翔老师对这项提议进行了法理学上的充分论证，而笔者此处，主要想从朴素道德正义语境下，论述“买卖同罪”倡导的必要性与其带来的积极影响。
从市场的底层逻辑角度来看，拐卖本身就是双方市场都存在才产生的犯罪问题。“没有买，何来卖”，有了需求才有了人贩子的存在。在丰县案件中，被害人被辗转拐卖多次，她的自由、人生与未来都数次被贴上价格标签供人买卖——这无疑是将被害人视作商品的底层逻辑，是违背尊重人权的基本道德准则的。同时，被害人在后续的被拐生活中被迫沦为犯罪者的“生育工具”，这一点从根本上忽视了被害人作为“人”的自由意志与权利，是应当被现代文明抨击、批判并且予以警示的重点。
而从现实积极影响上来看，倡导“买卖同罪”可以通过对买方刑罚的适当提高，从根本上改变拐卖市场的需求与供给，打击买方市场也就是从根本上推动拐卖需求的减少。同时，“买卖同罪”是对弱势群体权益的维护。收买妇女、儿童，通过婚姻与家庭关系对受害者进行枷锁式的捆绑，在根本上都是对基本人权与自由意志的蔑视与强迫。妇女儿童作为弱势群体，在“买卖同罪”倡导下更可以被社会看见，犯罪成本的提高也可以从根本上遏制拐卖犯罪。
在现实情况下，目前“买卖不同罪”的法律规定亦有对被害者保护的充分考量，法律期望通过对收买方的适当量刑，让买方有更多空间可以优待被拐卖方，改善被害者的处境。但在根本道德逻辑上看来，“收买”这一行为在本质上已经将人作为工具、作为商品而非独立的人，通过收买获得的工具与收养一个人本身有着本质区别。因此，笔者认为，在道德语境下，在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下，对拐卖人口买卖同罪的提倡不可少——这代表着我们对于女性、对于儿童、对于弱势群体的作为人的权利的坚定维护，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初心与追求。
